71刘某春诈骗案
2023-03-1-222-004 /刑事/诈骗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6.12.20 /（2016）京刑终220号/二审/入库日期：2024.02.22
裁判要旨
被告人否认以现金形式骗取被害人钱款，且无第三人在场印证被害人交付现金的事实，可结合被害人提供的取现记录和陈述给予被告人现金的时间、地点，以及被告人控制银行账户的开户、存现情况和辩称资金来源的查证情况等进行综合认定。
72白某俊引渡案
2023-03-1-222-003 /刑事/诈骗罪/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1.06.24 /（2021）鲁协外引1号/一审/入库日期：2024.02.22
裁判要旨
与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司法拘留不同，引渡拘留是专门为引渡而采取的强制措施。我国《引渡法》对明确采取引渡拘留强制措施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外国正式提出引渡请求后，被请求引渡人尚未被引渡拘留的，公安机关查找到被请求引渡人后，应当根据情况对被请求引渡人予以引渡拘留；二是外国正式提出引渡请求前，因紧急情况申请对将被请求引渡的人采取羁押措施的。
本案办理过程中，公安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查找通知查找到白某俊后，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对白某俊以涉嫌非法居留而采取拘留审查措施。在白某俊实际已经被我公安机关控制的情况下，应当将拘留审查转化为引渡拘留，理由如下：
1．拘留审查与引渡拘留两者性质不同
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对外国人有以下情形的，可以拘留审查：(1)有非法出境入境嫌疑的；(2)有协助他人非法出境入境嫌疑的；(3)外国人有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嫌疑的；(4)有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或者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嫌疑的，经当场盘问或者继续盘问后仍不能排除嫌疑，需要作进一步调查的。由此可见，拘留审查是为了进一步调查事实而作出的强制措施。在事实查清之后应当根据事实情况作出遣送出境等相应处理。
引渡拘留则是根据引渡法的规定，为了保证引渡正常进行，顺利实现我国向被请求引渡国移交被请求引渡人，避免因被请求引渡人脱管导致对被请求引渡国移交不能。因此，引渡拘留在外国撤销、放弃引渡请求情况下即予以解除。
本案中，某国向我国请求引渡犯罪嫌疑人白某俊，此时对白某俊应当适用引渡法。引渡法第二十条第二款中规定：“公安机关查找到被请求引渡人后，应当根据情况对被请求引渡人予以引渡拘留或者引渡监视居住，由公安部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接到公安部的通知后，应当及时将引渡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和材料转交有关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因此，本案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引渡法的规定要求，重新依法对白某俊采取引渡强制措施并通知最高人民法院。
2．解除行政拘留措施后不及时采取引渡拘留，或者引渡拘留被不当解除，都可能出现被告人脱管导致引渡诉讼程序障碍风险
(1)拘留审查有明确的期限规定。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拘留审查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复杂的，经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六十日。
(2)引渡拘留期限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外方正式提出引渡请求前，因紧急情况申请对被请求引渡的人采取羁押措施的情况。对此，引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采取引渡拘留强制措施三十日内外交部没有收到外国正式引渡请求的，应当撤销引渡拘留，经该外国请求，上述期限可以延长十五日。换言之，在此种情形下，引渡拘留有时间限制。另一种则是对外国正式提出引渡请求后的引渡拘留，此时的强制措施无期限限制规定。
本案中，公安机关对白某俊采取的拘留审查措施期限届满后如发现不应当拘留审查的，即应解除行政拘留措施。如果白某俊被解除行政拘留措施后未被及时采取引渡强制措施，结合公安机关来函介绍的白某俊行踪诡秘及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等情况，本案即存在白某俊脱管风险。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在未接到公安机关已对白某俊采取引渡强制措施通知的情况下，先指定相关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白某俊引渡案，而白某俊又处于脱管状态，则可能导致人民法院后续引渡请求书副本发送、听取被请求引渡人的陈述、向被请求引渡人宣读及送达引渡裁判文书等诉讼程序难以开展，造成被动。故公安机关根据引渡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将对被请求引渡人白某俊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引渡强制措施，高级人民法院在收到引渡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和材料后，也依法作出引渡逮捕的决定，为后续引渡程序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条件。
2.外国请求引渡的条件审查
关于外国向我国请求引渡程序，引渡法第七条规定了准予引渡的条件；第八条规定了应当拒绝引渡的情形；第九条规定了可以拒绝引渡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高级人民法院，对请求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是否符合上述规定及引渡条约相关引渡条件规定进行审查后，作出是否符合引渡条件的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根据上述规定及引渡条约相关引渡条件规定，进行复核后作出核准或撤销或变更的裁定。
73白某来诈骗案
2023-04-1-222-002 /刑事/诈骗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22.04.20 /（2022）京0105刑初318号/一审/入库日期：2024.02.21
裁判要旨
1.公职人员退休后与已不再是原单位的工作人员。退休的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的人民警察，也不再具有人民警察的身份，也不能被视为人民警察。
2.已退休的人民警察不再享有执法的权力，行为人冒充退休的人民警察，其本人无法直接通过行使执法权力来损害国家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
3.与伪造已经撤销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伪造虚构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行为的归罪理念不同，伪造不真实的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行为所指向的是国家机关公权力行使，侵害的是国家机关在社会公众心中的权威形象，在一般社会公众的认识中，退休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已不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已不能视为国家机关外在形象的代表。其冒充行为不会损害国家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
74于某某等人诈骗案
2023-04-1-222-009 /刑事/诈骗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06.06 /（2016）沪01刑终2039号/二审/入库日期：2024.02.21
裁判要旨
1.犯罪集团的理解与认定。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故犯罪集团的成员是为了相同的犯罪目的而纠集在一起的，一般具有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分工。犯罪集团的认定还要着重审查团伙、公司的发展情况及其成员的聚合方式。对于公司成立目的不是犯罪，而是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为了追求利润而进行电话诈骗活动的，应与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加以区分。再从成员构成来看，对于团伙成员系通过公开招聘、介绍等途径而来、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等形式成为公司员工的，应认定其与犯罪集团的纠集方式有显著区别。
2.多层级犯罪团伙中主从犯的划分。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加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实践中，公司化运营的诈骗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一般具有多个层级，在判断共同犯罪案件的主从犯时，不能简单地以行为人是否系诈骗罪的实行犯为标准，而是需要妥善运用证据规则，对全案事实和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评判。认定主犯，应当结合具体情况，考察行为人是否系犯意发起者、是否利益主要获取者、是否参与了犯罪的全过程或者关键环节，注重审查其参加实施共同犯罪活动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造成危害结果的作用等。对于罪行相对较轻、没有直接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人，以及仅参加了部分犯罪环节的行为人，可认定为从犯。具体来说，对于诈骗团伙的起意者、指挥者，一般也是诈骗收益的主要获取者，应认定为主犯。对于团伙的实际控制人、出资人，虽然地位稍低于犯罪起意者、指挥者，但积极参与具体犯罪行为的实施、筹划、重大决策，并按较高比例分配利润，应认定为主犯。对于诈骗团伙日常业务负责人，一般表现为总经理，负责人员招聘、培训、业绩考核、工作协调等工作，上传下达，作用积极，亦应认定为主犯。犯罪团伙底层的话务员、业务员对于整个犯罪活动起次要、辅助作用，获益较小，一般应当认定为从犯。对于犯罪团伙的中层人员，一般表现为团队小组长、门店负责人等，地位高于话务员、业务员而低于总经理，其负责对底层话务员、业务员的工作进行管理、督促，并从中提成，应对整个小组、门店的犯罪金额承担责任；然而，相对于犯意的发起人、策划人、总经理来说，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作用是次要的，一般应当认定为从犯。
75冯某某诈骗案
2023-04-1-222-006 /刑事/诈骗罪/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12.27 /（2022）苏04刑终210号/二审/入库日期：2024.02.21
裁判要旨
虚拟货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属性，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在以虚拟货币为对象的财产犯罪中，可以被害人取得虚拟货币支付的成本或对价来认定被害人遭受的损失，进而确定虚拟货币的价值。
76高某等诈骗案
2023-04-1-222-005 /刑事/诈骗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22.08.15 /（2022）京02刑初60号/一审/入库日期：2024.02.21
裁判要旨
1.向案外人追缴涉案财物的认定。是否向案外人追缴涉案财物，应明确涉案财物权属，有两项审查要点：一是审查案外人所占有财物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涉案财物。二是审查案外人是否构成阻却刑事追缴的善意取得。前者系刑事涉案财物的性质认定。对于案外人主张构成债务清偿型善意取得的，应从主观明知、合理对价、取财方式等方面审查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一）案外人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二）案外人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三）案外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四）案外人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2.向案外人追缴涉案财物的程序适用。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审理阶段发现案外人占有未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应对涉案财物权属、案外人是否善意取得该物等情况进行调查，由公诉人说明情况、出示证据、提出处理建议，并听取被告人、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意见。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提出权属异议的，应当听取案外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
77程某等人诈骗案
2023-04-1-222-003 /刑事/诈骗罪/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01.19 /（2022）赣11刑终392号/二审/入库日期：2024.02.21 /修改日期：2024.02.26
裁判要旨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线未归案，如何认定被告人与上线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有共同犯罪故意。
一、本案四被告人均对上线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作出具体的供述。被告人程某、杨某文均供述架设GS设备目的就是为境外诈骗团伙实施电信诈骗行为使用，GS设备架好后只要保持运行并从电信诈骗行为人处接单即可，很赚钱；程某、杨某文还供称，诈骗团伙是冒充天猫、淘宝网站客服拨打被害人电话进行电信诈骗，他们不具体实施拨打诈骗电话行为，通过每张手机卡获利，该供述与关联的四名被害人陈述的被骗过程高度一致，供证相互印证，证明了被告人对上线诈骗团伙实施诈骗行为的明知程度极高。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往往仅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对上线实施何种犯罪是不明知的。
二、本案四被告人主动寻找上线，双方形成犯罪意思联络和稳定的合作关系，接受任务帮助诈骗团伙架设GS设备并全程维护。被告人程某、杨某文、程某昌供称，四人事前商量了分工，商定收益平分；程某交代，通过telegram、蝙蝠等APP加入群聊后找到一个“南昌人”，“南昌人”可以介绍卖手机卡的人，但这些手机卡只能给“南昌人”介绍的人使用，所赚收益平分，于是双方开始合作；杨某文供称，接单都是由“南昌人”居间介绍；程某、杨某文供称，在架设过程中，听从“南昌人”指挥，配合该设备远程调试，按“南昌人”指示更换被封停的电话卡，使用过程中还会望风，四人都对该设备的运行全程维护。可见本案四名被告人积极创造条件寻找有设备需求的诈骗团伙，在实施诈骗犯罪过程中提供外围帮助，尤其是与“南昌人”形成稳定的配合关系并持续6个月，具有共同犯意的意思联络。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行为人往往无需参与具体犯罪过程，行为人多提供“两卡”换取几百元的蝇头小利，对如何使用“两卡”、何人使用“两卡”基本不了解。
三、从被告人的行为、既往经历及规避调查行为来看，被告人对自己行为帮助的对象、导致的危害后果明知程度高。根据公安部推送的使用在该GS设备上的电话卡号，涉及的报案材料均为电信网络诈骗；被告人程某经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显示为缅北滞留重点人员；被告人程某昌曾受雇他人，利用伪基站设备冒充95533发送诈骗短信被判处刑罚；被告人程某钢在架设设备的偏僻山间望风，规避公安人员巡逻，在程某被抓获后将该GS设备砸毁。结合四被告人的供述，可以认定四被告人对诈骗犯罪的“明知”程度。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行为人，对被帮助对象实施何种犯罪行为没有明确指向性。
四、从被告人电话卡的获利情况来看，被告人获取暴利，有别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出售“两卡”的获利。根据被告人的供述计算，设备插有4张卡，1张卡每小时获利二三百元，一般从10点到19点，架设设备一天的获利在10000余元，四被告人供述六个月并非每天架设，仅接单了几次就获利高达15.3406万元。明显高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行为人出售“两卡”的获利。
五、上线未归案不影响本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认定。本案被告人属于诈骗罪的外围帮助犯，不属于诈骗核心环节。根据全案证据，被告人实施帮助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主观上对诈骗团伙实施电信诈骗也是明知的，被告人的帮助行为与被害人遭受的被骗后果相关联，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四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鉴于电信诈骗远程、无接触等特点，有别于传统的共同犯罪，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已能够证明四被告人与诈骗团伙具有意思联络，并实施了帮助犯罪行为。
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而非取而代之。电信诈骗案件频发，严重影响网络安全、财产安全、社会安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中增设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旨在对网络犯罪中不断衍生出的帮助行为予以规制，该罪名与诈骗罪有交叉竞合，即使两罪竞合，也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审判实践中，电信网络诈骗的共同犯罪模式非接触性特征尤为突出，应严格依照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正确适用法律，避免架空电信网络诈骗中的帮助行为构成诈骗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部分第（三）、第（五）的规定，本案四名被告人明知上线实施电信诈骗行为，仍积极参与其中，提供帮助，造成四名被害人被诈骗45万余元的危害后果，应认定四名被告人构成诈骗罪且数额巨大。
78胡某诈骗案
2023-04-1-222-001 /刑事/诈骗罪/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10.23 /（2020）辽05刑终112号/二审/入库日期：2024.02.21 /修改日期：2024.03.01
裁判要旨
1.行为人虚构事实以借款的形式取得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性质认定。行为人以虚构的投资项目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致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基于投资名义主动交出钱财，即使行为人向被害人出具了借款协议、借条，但双方之间不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客观上，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钱财的行为；主观上，行为人案发后仍未退还被害人款项，亦不如实交代所得款项的去向，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故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2.行为人虽然向被害人以借款名义出具借条，使得被害人向行为人提供钱款，表面上具有民事借贷的属性。但是民事借贷关系的认定还应当从被害人提供钱款的原因进行考虑。若被害人并非基于出借的原因向行为人提供钱款，则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
3.行为人以借款名义取得财产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虽然向被害人出具借条，表面上形成借贷关系。但是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突破形式上的借贷关系，考察行为人客观行为与主观心理。客观层面，行为人使用欺骗的手段，基于自己虚构的事实，使得被害人处分了自己财产而占有被害人财产。主观层面，行为人占有被害人财产后不愿返还、不能返还，反映出了行为人具有非法据为己有的故意。据此，行为人虽然表面与被害人形成借贷关系，但是实际上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
79范某某诈骗案
2023-03-1-222-002 /刑事/诈骗罪/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019.08.13 /（2019）渝05刑终620号/二审/入库日期：2024.02.20 /修改日期：2024.02.23
裁判要旨
1.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应以诈骗罪惩处。但当被告人将骗取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后该笔资金被公安机关冻结的，该笔资金的性质和归属的认定值得探讨。当第三人对赃款赃物的权利主张与被害人利益发生冲突，在进行价值取舍时，应当重点审查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第三人能够证明其主张具有合法性，即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合法；二是第三人能够证明其已经善意取得涉案赃款赃物，即第三人实际上已经取得相应财物，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登记或交付后，权利人可以任意支配该财物，可以稳定地占有财物，完整地行使所有权的各项具体权能。
2.在刑事追赃中，当被害人与第三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在对被害人及第三人的利益分别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坚持保护合法利益、被害人利益优于合法性得不到证明的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对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兼顾保护合法利益与维护市场秩序稳定的原则，依法妥善解决。
80王某诈骗案
2023-03-1-222-001 /刑事/诈骗罪/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1.10.19 /（2011）江法刑初字第00639号/一审/入库日期：2024.02.20 /修改日期：2024.02.26
裁判要旨
1.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的性质认定。关于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他人财物行为应认定为受贿还是诈骗，存在不同观点。受贿犯罪需要以存在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这一要素作为前提。司法实践中，利用职务之便可以概括为以下两大类情形，一是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便利；二是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便利。但利用职务之便与利用工作之便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拥有职务之便的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属于受贿。
2.被告人被抓获时身处公安机关是否成立自首。自动投案是成立自首的必备要件之一，就犯罪人而言，应当具备犯罪后自动投案、等待交代犯罪事实的主观意愿和主动将其自身置于所投机关控制之下、如实供述自身罪行的客观行为，被告人被抓获时因履行工作职责身处公安机关，主观上没有自动投案的意愿，且不具备自愿置于公安机关控制之下的非自由状态的，不应认定为自首。
18801091688（微信）